跳下来时，四周已不见那些追债人的影子。李元似乎没跟上来。他一个人默默地摸索着出了巷子，走回家去。
接下来几日李元果真没再回来过。高远也懒得去收拾他的东西，依旧照原样放着不动。直到三月中旬的一天晚上，他玩手机时偶然看见一条本地新闻，说公安局扫黄打非工作取得重大成果，其中包括某歌厅暗地组织卖淫嫖娼，数十名男女被当场抓获。他点开新闻仔细一看，那分明就是李元工作的，然而新闻里仅有的几幅图片上都给嫌疑人打了马赛克，一群人里他也无法单靠外形辨认出李元是否也在其中。
虽说他不想再跟那个总是欠人钱的小子有什么牵扯，但这时还是忍不住有些担心，左思右想之下，便拨了李元的电话，可是对方关机。他越发觉得事情不妙，又按照新闻上提供的信息连夜跑去公安部门打听，对方表示嫌疑人里确实有个姓李名元的，但是由于高远不是嫌疑人家属，没权与其见面。情急之下，高远表示自己愿意出钱给李元办取保候审，却被告知这个只有嫌疑人及家属聘请的律师才能代为申请，而且就算申请了，批不批还不好说。
高远心里十分着急。他不清楚李元被捕具体是怎么个情况，虽说李元三番两次招惹些社会人士上门，但凭良心说，那人对他实在没得挑剔，生活起居上照顾得无微不至，甚至比他爹妈都要细心。再加上最近才得知其身世坎坷，他实在不忍心看李元也跟父母一样吃牢饭。
他这些年都不在安平生活，眼下甚至不知上哪去找律师。思来想去的，最有可能解决此事的路子只有一条。
他在手机通话记录中翻了半天，根据日期找到了当日那通来电，硬着头皮按了下去。
电话很快就接通了，那头很是惊喜地问：“小高吗？你终于肯联系我了！”
“是我。我——是想求你帮个忙。”除了当初创业那会儿，高远已经很多年没再试过像这样舍下脸来求人了。尤其是这一回，求的还是他最不想扯上关系的人。他内心感到十分屈辱。
“哦？什么忙？说来听听，我能帮的一定帮。”那头的声音也明显有点“降温”，大概是没想到他久不联系自己，一上来就是要求帮忙。
“这事也只有你能帮我了，你有个舅舅是公安局长对吧？”
“哦，搞半天原来你还不是找我的，是要找我二舅。”对方情绪更淡了，“他还有一年就要退休了，现在基本不大管事啦。”